战“疫”就是对信仰的试炼

　　柏拉图说：“心怀信仰去战斗，我们就有了双重的武装”。没有信仰，所谓道德，就是无本之木。 在古代，古人通常把疫情的发生，归结为不顺应天道，而造成了天对人类和众生的惩罚。其防控措施由设醮、纸船送瘟神等民俗，演变到对公共卫生防治的重视。

　　史料记载，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另载，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知隆兴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公曰：‘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

　　《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而西晋(约公元3世纪)以前的宫廷里已明文规定：如果朝廷官员家中有三人同样染上疫病，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官员无病，但一百日不准入官。可是，这种隔离方法推行起来并非一帆风顺，却被当时有人讥讽为“不仁”，不响应，致使疫情不断蔓延。但决大多数采取隔离的人，却安然无恙了。到了隋代(公元5~6世纪)已设置了“疠人坊”。在这个基础上，以后历代对传染病隔离制度不断作了修正补充。如清朝曾设“查痘章京”一官职，他的职责是到各地去检查有否天花病人，一经发现，即强行将病人迁往很远的地方居住。以后又制定了海港检疫制度。渐渐地，传染病的隔离场所越来越完备。

　　诸多典籍表明，防控疫情的最好办法，就是隔离。对染疫者的隔离控制观察，

　　从秦代就已开始，以后历代都有所改进和发展。

　　然而，在英国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隔离和信仰与道德。这个故事非常值得今天正处于肺疫保卫战中的每一个人借鉴和学习。

　　故事讲述的是，在17世纪中期的欧洲，爆发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烈性传染病，黑死病，一年不到，欧洲人口减掉了一半。而英伦半岛以伦敦为中心的中南部是重灾区，但非常奇迹的是，英伦半岛的中北部却幸免于难。神奇在哪里? 原来，在英伦半岛的南北接壤处有一个村，叫亚姆村。某天从伦敦来的一个商人，将黑死病带了进村里。很快，这个只有344人的小村庄就人心惶惶，村民们纷纷就想朝北部逃离。 一个叫威廉莫柏桑的牧师站了出来，他坚决反对村民们朝北逃离，他对村民们说：“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如果已经感染了，逃与不逃都是死，但逃出去一定会传染更多人。留下来吧，让我们把善良传递下去，后人会因祸得福。” 村民们在威廉牧师的劝说下，都表示愿意留下来。 牧师率领村民在亚姆村的北出口筑起了一道石墙，相当于今天的交通设卡堵路，以免有人翻出这道墙。 但接下来的情况非常不妙，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村民们纷纷死去。直到黑死病消失，这个344人的小村庄只侥幸活下来33人，其中一多半是未成年的孩子，威廉牧师也死于黑死病。但就是这个亚姆村，成功阻截了黑死病朝北传播，为英伦半岛留下了一个后花园。 威廉牧师让每一个垂危的病人都提前写好自己的墓志铭，所以，今天去曼彻斯特旁边亚姆村的游客，都能看到三百多座墓碑上那些催人泪下的语言。 威廉牧师的墓碑只写了一句：“请把善良传递下去。” 一位医生写给回娘家的妻子是：“原谅我不能给你更多的爱，因为他们需要我。” 旷工莱德写给女儿的是：“亲爱的孩子，你见证了父母与村民们的伟大。”……这就叫信仰的力量，即便是死，也要善良，也不能丧失对人之爱。换言之，有信仰与无信仰的差别就是：有信仰的人活的是人，无信仰的人活的是命。 然而，聪明的中国古人，在隔离的过程中，并非消极对抗疫情，而是采取熏蒸办法。由于古代人没有口罩，就靠熏蒸和香囊保护自己的眼耳鼻口及皮肤，以免受到疫菌感染。其方法很简单，宅在家里，采取中药熏蒸，人人佩戴中药香囊，以传统防疫的古方和茶饮，达到解热消毒的效果。

　　苏轼曾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是：“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古往今来，疫情的传播和蔓延，与大量的人口流动有关。《宋史·五行志》记载，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同时，还将疾疫传染给了江南民众，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正是人口的大量流动，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对此，古人提倡，顺应节气。先秦典籍《礼记·月令》讲：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曹植在《说疫气》一文讲，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一旦违背自然的法则，就会遭报应。

　　智慧的祖先，针对频发的疫情，彻底摆脱了封建意识，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有关，从而高度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并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举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上升为朝廷大计。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置了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这种施医散药，“发政施仁四海扬，太平世尊荣坐享”的济世情怀，历久弥新，正在重播……

　　从先人的防疫举措中，更能汲取智慧：那就是要顺应天道，如果不珍惜宇宙生灵的时候，祸害就会悄然降临。特别是，当祖先极力倡导的“道法自然”扛不住人类的贪婪和口腹之欲，忘记自然法则时，那个承载恶魔的“潘多拉盒子”，就会自动打开，恶魔会跳出来，疯狂追杀众生……

　　但是，汲取智慧的人们，会引以为戒，痛定思痛，一定能逃离疫病和灾难!

　　所以，多难是否兴邦，关键就在于在每一次苦难中这个邦的人民是否成长。如果遇到灾难就不顾一切地裸奔，灾难就永远成为灾难，再来一次还是一样。只有在灾难中的人民重塑了自觉的信仰，无论这灾难导致了多大的危害，才算真正战胜了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