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一星”精神：用热血为祖国筑起安全屏障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建国以来，我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经历了呕心沥血的研究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这些伟大的成就，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应运而生，那就是“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

　　在无私奉献中报效祖国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底色。

　　在建造“两弹一星”时，许多科学家早已经功成名就，但因为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坚持回到祖国，甘当无名英雄，用一腔热血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壮丽史诗。

　　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近20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归来的。在这批科学家中，钱学森是典型代表。当时，钱学森为了能回国参加建设，历尽波折，曾遭到美国移民局的非法扣留，也曾被关押进监狱。经历了1000多个步履维艰的日夜，他终于在1955年踏上了回国旅途。也正是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的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这是“两弹一星”元勋于敏曾说过的话。这位隐姓埋名28载的老人，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了贡献。

　　无独有偶，1961年，在接到核武器研制任务后，只留下一句“我愿以身报国”，当时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盛的王淦昌便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自此，他更名“王京”，投身戈壁荒漠，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技领军人物。

　　在“两弹一星”事业里，有太多的奉献和牺牲。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投身于这一伟大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艰苦奋斗中创造奇迹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本质。

　　“两弹一星”的研制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运用有限的科研和试验手段，突破了一个个技术难关。

　　在研制“两弹一星”的征程中，北京第六研究所(现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靠着一股自力更生的干劲，硬拼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建成二氧化铀简法生产厂。1962年底，北京第六研究所提供了吨量级的高纯度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加速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进程。

　　谈起我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必然离不开国内火箭推进剂研发创始人之一——洛阳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俊贤。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安排了“两弹一星”及其推进剂的研制任务。火箭推进剂是火箭燃料，其质量占火箭的90%左右，占卫星的85%左右，因此至关重要。为此，李俊贤赶赴大西北的青海，在偏僻山沟的化肥厂旧址上建起化工厂，开始推进剂的研制工作。1968年，由他主持研制的用于人造卫星发射的高性能化学推进剂——偏二甲肼诞生了，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随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用的便是李俊贤团队研制的偏二甲肼。后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及多种型号导弹和“神舟”系列飞船，使用的也是偏二甲肼。直到今天，偏二甲肼仍是我国重要的推进剂品种。

　　在团结协作中奋勇攀登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

　　在研制“两弹一星”过程中，全国各地的科研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协作，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使中国科研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区市，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两弹一星”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等，都是集体攻关、团结协作的成果。

　　许多化工企业和产品也为“两弹一星”作出了贡献。例如，灯塔牌油漆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陕西延长石油西北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为“两弹一星”提供了科研成果和配套产品。此外，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制的偏氟乙烯和三氟氯乙烯，为制造在苛刻条件下使用的化工材料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大力协同的具体体现。

　　大力协同，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已成为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成为一条体现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进步之路。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天”，从“北斗巡天”到“嫦娥奔月”，从歼-20升空到国产航母下水······大力协同这一“两弹一星”精神的灵魂，至今仍在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