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委员杨卫国谈化工行业绿色发展

　　近期，全国多地查处了一批化企违法偷排、污染水质的环境案件。如何实现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10月16日，在人民政协网组织召开的化工行业如何实现绿色发展——“委员、专家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座谈会上，农工党中央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委员杨卫国作了主旨发言，对未来化工产业布局提出建议。会后，中国化工报记者对杨卫国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认为目前化工行业绿色发展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杨卫国：“十三五”以来，化工行业深入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但行业的绿色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工业“三废”排放总量大，污染物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环境、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行业发展的政策、社会和舆论环境都遇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特别是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本质安全和绿色发展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加强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记者：化工行业在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杨卫国：一是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造成资源浪费。行业“低端拥挤，高端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未能根本改观，产品竞争力较低、低端同质化严重、高危高污染的化工品产能过剩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

　　二是产业布局不合理加剧环境风险。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以及黄河流域的保护开发广受关注，长江沿岸化工企业填埋危废、暗管偷排等现象仍在持续。如2019年4月全国化工行业明察暗访组第七组在抽查中发现，位于长江第一城宜宾的四川北方红光特种化工有限公司96吨固废违法堆放。在黄河流域，能源结构偏重、产业分布偏乱、工业污染突出，生态环境潜在风险高。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化企入园、搬迁改造等工作不断深入推进，化工产业向中西部、东北部转移的势头不断增强。如2019年7月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甘肃省第二轮督察中发现，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4家转移企业长期违法生产。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且远离东部下游市场，此种产业转移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并伴有污染转移的突出风险。

　　记者：行业在发展本质安全和绿色技术方面存在哪些短板?

　　杨卫国：一方面，落后工艺难淘汰埋下隐患。落后工艺往往伴随着高污染和高风险。目前很多化工企业所使用的工艺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是近年来化工行业安全、环境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包括山东滨源化学 “8·31”爆炸事故、 连云港聚鑫生物“12·9”爆炸事故、响水天嘉宜“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都是采用同一种硝化工艺。这种工艺投资少，自动化控制水平低，生产技术不完整，工艺来源不成熟，危险系数极高。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技术支撑能力不足。目前全行业研发投入占比仍然小于1%，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化利用以及废弃物的处置和处理这些方面的关键领域都缺少先进的技术。而且部分企业对采用清洁工艺、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不足，导致即便有先进技术，也难以在行业内推广。

　　记者：在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方面，有哪些薄弱环节?

　　杨卫国：首先是违法行为隐蔽化增加监管难度。化工企业“三废”排放量大、污染物治理成本高，企业故意闲置治污设施、偷排污染物，成为我国环境监管领域里的一道难题。比如，7月31日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督察办在对台州市椒江入海口进行环保督察“回头看”时，发现海翔药业子公司振港染料利用暗管直接向椒江偷排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水，就是此种情况。

　　其次是基层执法能力不足存在监管盲区。近年来总会出现地方部门没有查到违法污染源，却被生态环境部派出的督察组抓现行的情况。客观上是由于基层执法人员普遍缺乏化工专业背景，难以效的现场取证;主观上是由于部分地区无法转变GDP考核思维，安全环保监管存在一定形式化和不作为。这造成的不同地区间的执法差异，为落后产能提供了“保护伞”。

　　记者：对于推进化工行业绿色发展，您有哪些对策和建议?

　　杨卫国：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在呼唤着全行业全面建立绿色发展的体系。绿色发展的理念，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环保的理念，更是一场转变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这个理念不仅对于我们整个化工行业的结构升级、布局优化、创新发展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同时也对有关部门的监管执法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要进一步推动区域布局优化与协调发展，加强源头绿色与创新驱动，实现行业环保安全的精准监管，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记者：应如何将区域布局优化与协调发展相结合?

　　杨卫国：一是合理布局东中西部产业链网。从市场需求和原料供应两端，结合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合理规划布局侧重点不同的产业链网，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在东部地区着力提升产业水平，重点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石化深加工产品、高新技术材料、专用化学品和精细化工产品等;在中西部地区，发挥原材料供应优势，着力打造国家高端能源化工基地。

　　二是统筹制定两大流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科学规划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不同区域空间“发展”与“保护”的利用导向，尽快出台全流域产业政策，细化流域生态环境空间管控方案。对上中下游的环保指标实行梯级管理，上、中游地区的环保要求应高于下游。大幅压减沿长江、黄河干支流两侧、环境敏感区域、化工园区外和规模以下化工生产企业。

　　三是大力推动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对资源禀赋相近、产业趋同的毗邻地区，要着力营造无差异的政策环境，进一步细化各自的产业定位和角色分工，形成产业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构建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四是有效实施中西部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要根据自身区位条件、资源环境、经济基础、创新要素等，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对于转移项目，要从单位产品能耗、水耗、“三废”排放总量、安全及环保设施占总投资的比重、所采用的技术是否有环境污染“前科”或高度安全风险、实施团队专业程度等等方面对拟建项目的先进性进行评价。建立企业实际控制人负面清单，对于因安全环保问题受过刑事处罚的，其转移项目予以一票否决。

　　记者：在源头绿色与创新驱动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杨卫国：首先，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全面深入推进化工企业绿色化、安全生产标准化改造，强制淘汰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加快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和循环经济模式，有效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废弃物资源化，降低污染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其次，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技术研发应用。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的整体布局和创新链协同，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资源，组建产学研共同参与、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产业联盟，推进行业共性清洁技术研发。

　　再次，加快制定绿色产品等标准体系。加快建立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完善产品从设计、制造、使用、回收到再制造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标准。

　　记者：如何实现行业环保安全的精准监管，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杨卫国：一是加强法治保障。在现行《环保法》下制定精准执法细则，进一步明确操作规则和标准尺度，消除地区执法差异，推进环境监管能力标准化。加快推进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推行重点排污企业环境责任报告制度，对于环保失信企业由证监会、人民银行、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实行联合惩戒。成立专业的环境保护法庭，加大环境案件的审理力度，加快结案速度。

　　二是注重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根据企业环保守法诚信度、群众关注度、环境危害度等要素，对不同类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监管办法和监管频次，有效配置环境执法资源，避免简单“一刀切”。

　　三是加快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建设。加快环保物联网、环境监测监控智能化等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以5G无人船、水质快速检测仪、挥发性有机物检测仪等一批高科技装备为支撑，实现环境监管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

　　四是建立健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明晰生态要素产权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用能权等的分配与交易，将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转化成市场价值。